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进一步究竟体现在哪？2013年10月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拟提请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十年多之后，今天的政治局会议听取的文件稿则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背后的线索呼之欲出，从十年前发散式的提出问题，到今年进一步聚焦和明确方向、给出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更加立体的目标。说到2035目标，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这一次的目标则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囊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更加聚焦的重点。与同样预告了三中全会召开的2013年10月政治局会议相比，这一次“坚持”、“深化”与“改革”的含量都更浓了一些。这其中党的领导，制度层面的完善和创新以及“人民”背后的民生问题会是更加值得关注。
　　“进一步”可能还会体现在改革的＂继承＂和拓展上。顾名思义，二十届三中料将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巨人的肩膀”上，而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的线索也可从十八届三中的改革进度中见微知著。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至今十年，金融市场化、民营经济发展等领域硕果累累，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地位、法治、财税体制改革仍在推进，可能成为本届三中的改革重心。
　　见微知著，还有什么有趣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看三中全会召开时间。通过复盘历史三中全会召开时间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上一年经济表现得越好，三中全会就“来得更快”；反之，上一年经济表现得“不太平坦”，三中全会就“来得更慢”，或许要“慢工出细活”式地花更多时间去研讨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计划、给人民交出更满意的答卷。
　　二是看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字数）。以往每届三中全会呈现出来的规律是“越说越多”，不过到了2018年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却“说得更少”了。而2018年恰逢是中美贸易冲突、外部风险渐起的一年，或许在外来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对未来五年的部署也难以“条分缕析”。结合历史上三中全会公报字数与汇率的走势来看，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得越多，三中全会反而“说得更多”，但人民币贬值的话三中全会反而“说得更少”。这也与2018年人民币贬值、同时三中全会公报字数在边际减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是看市场“拭目以待”的财税体制改革。今年是分税制改革40周年。从起初的央地事权划分比较模糊、到后来中央政府开始放权让利（地方事权包干制）、再到央地事权开始逐步明细（分税制），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税体制改革历程并非走得“风调雨顺”。不过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尤其是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偿债压力仍存）的情形下，财税体制改革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早已提出过“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无疑是7月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重头戏”。
　　以史为鉴，历届三中全会均与当时的经济背景紧扣。将近五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结合在一起，便可洞悉中国经济如何不断地“乘风破浪”，可以说三中全会擘画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图景——从讲述抗通胀的故事、再到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故事、接着又是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故事……可以说，每五年一次的三中全会在中国经济前进道路上发挥“举旗定向”的关键性作用。
　　十五届（1998年）：破“农村不发达”难题，吹响农村经济的号角。十五届三中全会上直指“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因此会议基本都是围绕农村改革展开。此次三中全会强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点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农业科研工作；三是加强乡镇企业发展、确保农民减负和持续增收。可以说此次三中全会将“三农”问题摆在最重要的位置，重点考虑了亿万农民工、农民增收和基本权益保障等问题。
　　十六届（2003年）：力破加入WTO后面临的新挑战。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加入WTO后的首届三中全会，因此会议提出了当时处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的特殊背景。或许“辞旧”才能更好地“迎新”——在国内旧体制和迅速成长的新型经济力量矛盾愈发突出的情况下，倒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那又该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在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扩大就业、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此次三中全会后，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是失业率的下降、亦是其他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十七届（2008年）：议题重回农村改革，再续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前缘”。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具有深远意义。全会主要聚焦于农村改革与发展，认为其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